引言
古籍中所记载的，五台山是清凉山的说法是怎么来的？除《水经注》和北齐《玄极寺碑》、隋《龙藏寺碑》中简单提及五台山山名之外，隋唐之前成书的文献乃至金石资料中皆未发现关于五台山的影子，更不用说文殊道场清凉山的记载。
虽然《续高僧传》中记录了北齐僧人明勖听说五台山为“文殊所居”之地的传说，但《法苑珠林》中同时却也出现了北周时“中土道俗不知清凉山何在”的记载。
可见，唐代五台山被认为是清凉山的说法仍然存在非常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即便是到过五台山的窥基法师，他在《妙法莲华经玄赞》及《阿弥陀经通赞疏》中还是将五台山称之为“清凉五台”，并不直接说是清凉山。
道宣《律相感通传》中也有“清凉五台”的称谓，五台前加清凉二字在初唐也是对此山的一种反复确认，说明在当时单独提到清凉山时，还很少有人将此山认为就是五台山。
一、清凉府的记录
初唐时期在五台县设有清凉府的记录被初唐僧人当作五台山就是清凉山的证据加以利用。
《感通录》卷二载：“此山极寒，不生树木，所有松林森于下谷，山南号清凉峰，山下有清凉府”，同书又云“南号清凉山，亦立清凉府”。
《法苑珠林》说五台山在“代州之西，见（现）有五台县清凉府”；《华严经传记》载“山下有清凉府，山之南面小峰有清凉寺”。
《古清凉传》载“山上有清凉寺，下有五台县清凉府，此实当可为龟鉴”。
道宣是在叙述完五台山之后才说“南号清凉峰”，这就为五台山和清凉山的相对位置留下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在道宣的记述中“清凉峰”只是五台山之南的一座小山峰，而其下所设的清凉府，清代劳经原考证为隋唐军府“折冲府”之一。
虽然劳氏并未为此考证提出具体依据，但笔者在田野考察中发现了清凉府就是折冲府的直接证据。
二、五台山的周边
在五台山向西五十多公里的原平市东社镇赵村有一座现名资福院的古寺，寺中有武周长寿二年（69）《为金轮圣神皇帝修故伽蓝之碑》一通。
此碑所在的赵村位于原平、五台、定襄、忻府区四县区交界地带，碑阴功德主提名中出现了金山府（现位于忻州忻府区北）。
同川府（县原平子干乡一带，至今俗称同川）、东冶府（现位于五台东冶镇）、怀化府（待考）、清凉府等多所府名。
从其中涉及的军官职位名称来看，这些府名均为折冲府无疑。其中提到清凉府军官的有：“副塔主前清凉府队正刘士珍”、“上柱国清凉府主帅郝永师”、“祖飞骑尉清凉府队正耿文廓”。
“前清凉府旅帅郝叔通”、“前清凉府队正郝玄明”等。碑文中追溯此“故伽蓝”时提到唐代武德之兴，且功德主有提及祖辈人名。
可见清凉府应当在隋代即已设置为折冲府，且本土军官有供养塔寺的佛教实践。此外，《古清凉传》中载有隋末有鹰击郎将在山出家的故事。
可见五台山周边一直有驻军，《太平寰宇记》记载五台山附近有“张公城”，为十六国时期石勒将张平所筑。
清凉峰附近在北朝之前即有可能已经存在军事堡垒，清凉峰或清凉岭在地理上也只是五台山诸峰中的一座小山，此地气候清凉，小山的命名很可能与佛教并无直接关系。
另外，《续高僧传》解脱传记载，“佛光山其侧不远有清凉山”；《广清凉传》载，“清凉岭南三十余里有嵌岩寺”。
《广清凉传》卷下载，永嘉僧无著于大历二年“至清凉岭下”见化清凉寺。
种种记录表明，无论是清凉山、清凉岭或者是清凉峰多与“佛光山”及其他寺庙相并置，并不指整个五台山山脉。
至于后来清凉山成为五台山的别名完全是山域神圣空间扩大和神圣空间模糊化的结果。
景天星发现，直到唐代《续高僧传·昙韵传》，佛教文献才第一次明确将五台山和清凉山联系在一起，清凉山原本可能只是五台山域内一座小山。
推动将之神圣性“扩大”的很可能是北朝后期至隋唐前期熟悉《六十华严》的五台山僧人。
五台山山名在佛教经典中的确认一直到菩提流志译出《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五台山就是清凉山”在中国经典中的确立可能要到澄观《华严新疏》中寻找答案。
此外，五台山是清凉山的认定还以《华严经》中“东北方”为据，佛教来至中土之后，其东北方的相对位置以国家政权中心所在地长安为参照确立。
《古清凉传》卷首即明确清凉山在“长安东北一千六百里”，敦煌文献中也时时强调“大周东北有五台山”的情形皆可看作是对经典的比附。
三、山域中诸峰圣迹传奇的多元建构
五台山山域神圣空间除了与周边名山和佛教经典中的名山进行比附之外，最多是在其区域范围内的群山中创造显圣事迹。五台山中最有名的山峰包括各有名号的五座峰顶。
虽然古今五台有所变化，但到唐代之后五座台顶基本确定，东南西北四台分别有漫天石、仙花山、栲栳山、云雾山等别称或者俗号。
随着五台山山顶神圣性在多元信仰体系中的构建，各座山顶在明代《清凉山志》中有了中台翠岩峰、西台挂月、东台望海峰、南台锦绣峰、北台叶斗峰的名称。
这些名称明显不具备佛教特色，而是多以游人眼光命名，可见胜地景观也一直为五台山增添亮点。道教传奇也为五顶增色不少。
晚唐道士杜光庭《仙传拾遗》中就说：“此山东峰有离岳火球，西峰有丽农瑶室，南峰有洞光珠树，北峰有玉涧琼芝，中峰有自鸣之金、环光之壁”。
这种说法到清代甚至成为康熙帝引用的素材。除比附古代名山镇岳外，五台山中的诸山峰皆通过不同故事来建构为神圣空间。
“地理上的空间总是因为文本或传说被赋予神圣性，我们居住的地理世界总是被语言的流传加上一层厚厚的文化信息，而不同的文化背景加在地理上的文化信息又有所不同”。
在僧人看来，五台山诸山中最为突出的故事当然是比附佛教圣山灵鹫峰和清凉山，这种比附因佛教僧人而广为人知。
通过上文列表可以看出，五台山神圣山岳的构建更多的是民间神话传奇，这些传奇的接受范围大大超出了佛教僧人群体。
例如，梵仙山因“饵菊成仙”的传说吸引了唐高宗的青睐，憨山因菩萨向孝文帝乞一座具而闻名，佛光山传说是宕昌王看到佛光所名，思阳岭因佛陀波利遇文殊化现老人而神奇。
诸多山峰的传说都离不开神奇的传说，诸多神奇传说对神圣空间构建皆有贡献。典型的构建空间努力体现在五台“四埵”的故事当中。
“四埵”的构建是唐代五台山信仰中出现的一种试图扩大神圣空间区域范围的企图，虽然这种企图可能最终并不成功，但在一定时期内颇有影响。
《广清凉传》记载，五台山四埵距离东南西北四台各一百二十里，这种说法来自于《灵记》，其中故事大概如上所记。
《灵记》即法藏所编《纂灵记》，王颂认为《纂灵记》是慧苑在《华严经传记》基础上编纂，新罗崔致远《法藏和尚传》记载，法藏“辑《华严传》五卷，或名《纂灵记》。
“此记未毕而逝，门人慧苑、慧英等续之，别加论赞。文极省约，所益无几”，其编撰者还有慧英，他也是《华严经感应传》的作者。
可以看出，五台山有四埵的说法出现在唐代，是华严宗僧人的宣传。
这种扩大神圣空间的说法流传甚广，明镇澄《清凉山志》记载的四埵位置更加广远（比如其南埵为方山，今在晋中寿阳县，距五台山多公里）的说法。
说明唐末至明代一直仍然有人用这样传说试图扩大五台山神圣空间的范围。虽然镇澄认为“四埵之名，好事者立，而圣教无考”。
顾炎武也在其《五台山记》中评价说四埵“太广远而失其实”，但这并不妨碍五台山信仰在神圣空间上的展开，凡是能够附会神迹的传奇故事，皆为可用素材。
五台四埵作为周边山岳神圣空间的论证虽然来源于佛教山岳观念的比附，但其神圣性故事中大多体现了中国佛教的民间民俗化传统。
在古印度佛教的山岳世界观中，须弥山是万山之王，常被叫作须弥山王。
早期佛教经典《长阿含经·阎浮提州品》载：“须弥山王其山四面有四埵出，高七百由旬，杂色间厕，七宝所成”。
古印度的雪山也有四埵，圣山四埵的说法在佛教中流行久远，这种对山的描述无疑影响了五台山信仰的构建。
五台四埵虽是“好事者说”，但其附会的过程说明了唐代五台山佛教的盛况，即便是“于圣教无考”也不妨碍神圣空间的扩张。
结语
四埵的说法不外是将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圣王信仰和佛教信仰乃至民间信仰糅合。尧帝、赵襄子、魏孝文帝乃至并非“圣王”的隋炀帝的故事都增添了中国信仰的神圣性，加上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天龙八部中的龙神、乾闼婆等组合出一个多神的信仰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