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于《随笔》年第3期。作者王干著述丰富，曾在多个著名文学报刊担任编辑、主编，在许多大型文学奖项中担任评委，是当代中国文坛重要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和书法家。文章以与何锐、李巍、王安忆交往为主线，串起一系列文坛旧事，为当代文学史描绘重要的一笔。

□王干

云聚云散，花开无声。

——题记

说说何锐

《山花》这本刊物应该是在何锐的手上“翻身”的。

《山花》是贵州文联办的，贵州出了很多的作家和诗人，早一点的有何士光、石定、李发模、唐亚平等，近期则有欧阳黔森、肖江虹、姚辉等，但之前的贵州没有特别重要的文学刊物，何锐当时在刊物当理论编辑，虽有抱负，但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有大展宏图的那一天。

我和何锐相识在一九八五年三月《文学评论》办的高级进修班上，这个进修班后来出了很多高人，记得当时《文学评论》招生的时候，他们要求的是社科院的研究人员、高校教学人员和编辑人员，而我与这三者都没有关系，我在高邮县的党史办工作，与文学研究、文学教学、文学编辑没有关系，我担心自己不够格，还委托丁帆写信给《文学评论》推荐我，因为丁帆是《文学评论》的老作者了，所以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之后很兴奋。

进修班班上共有四十多人，高校的老师占了大部分，还有一些是文学编辑，何锐就是其中的编辑之一。何锐戴一副眼镜，讲话很快，在分组发言的时候，经常滔滔不绝地发表一些观点，但他的口音太重，很多人听不太懂，何锐当时关心的是新诗潮的研究动向，而我当时正迷恋朦胧诗，所以对他的发言很感兴趣。感兴趣就很认真地听他的川东普通话，私下也有些交流。可以说，我对西南普通话的了解是从何锐开始的，当然如果碰到他讲得太快或者方言密集的时候，我只能似懂非懂，根据前后语境来推论他的语义。

《山花》原主编何锐

一九九四年以后何锐当上《山花》的常务副主编。主编何士光是个神仙一样的作家，基本不过问具体的编辑事务，何锐有了大展宏图的空间。因为之前我在《山花》经常发表文章，除了评论，还化名发表过小说，加之我在《钟山》工作联系的作家比较多，何锐就邀请我在《山花》开辟一个栏目，专门发表当时有影响力作家的小说。何锐当时就希望《山花》能够从贵州的大山深处走出去，走向全国，我主持的栏目叫《山外山》。每期由我组稿、约稿，稿件到了之后再写一段主持人的话，不知道这种专栏方式是否文学刊物第一次使用，但当时效果不错，普遍的反应是，原本不出名的《山花》也开始面向全国办刊评了。这个栏目（第二年改名为《新向度》）持续了两年，发表了苏童、叶兆言、朱苏进等名家的作品，邱华栋、朱文等新人也在这里露面。

一些作家也与《山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何锐则是一个非常敬业的编辑，为了约到好稿子，隔三岔五就与这些名作家通电话。他讲话快、口音重，一些作家也不能听清楚他说的全部内容，但知道是约稿，就表态愿意写稿。叶兆言曾经问过我一件事，他说何锐打电话，他基本听不明白，有一次终于听明白了。他寄了一篇稿件给何锐，何锐收到稿件以后，就打电话说，稿件收到了。兆言问：稿件怎么样？何锐说：可以。“可以”这个词在江苏等地语境中，是勉强、将就、差强人意的意思。因而叶兆言见到我时说，如果何锐觉得稿件不好，《山花》可以不用，不要勉强。我告诉叶兆言，何锐的“可以”就是“好”“不错”的意思，不是勉勉强强的意思，兆言这才释然。那一阵，何锐几乎天天给我打电话、谈稿件、说评论。我女儿都熟悉他的腔调了，有时候我不在家，女儿接了电话，告诉我，“降调”来电话了，何锐的川东口音，把很多字发成第三声，女儿刚上初中学英语，谐称为“降调”。

《山花》封面

一九九四年夏天，《山花》还召开了一次笔会，他们编辑部称之为“八面来风”。与会的作家有林斤澜、苏童、叶兆言、赵玫、毕淑敏、罗强烈……我帮助他们邀请一些作家。何士光亲自到机场去接我们，会议内容也非常丰富，围绕如何培养跨世纪的文学新人的讨论很热烈。当时正是中国大众传媒兴起的火热时期，各种纸媒蓬蓬勃勃地发展，晚报、都市报、快报、时报，在各地创办，且几乎办一家火一家。而原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具有大众效应的文学期刊则显得有些“门前冷落鞍马稀”，发行量呈断崖式下跌。文学期刊的影响力开始式微，而文学期刊的单打独斗，很悲壮，独木难成林，尤其是文学新人的成长堪忧。与其孤军奋战，还不如联网合作。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当时贵州作协的主席、《山花》主编何士光听了我的发言，大加肯定，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山花》原主编何士光

何锐的眼神在镜片后闪闪发光，他说，文学期刊的联网正是处于边缘刊物向中心迈进的最佳途径，《山花》愿意举办第一次联网联席会议。我回到南京以后，把文学期刊联网的创意向《钟山》的领导赵本夫和徐兆淮做了汇报，得到了他们的充分肯定，他们则把具体联络的工作交给了我。这在当时，他们是非常有远见的，一般来说，期刊之间是竞争作家稿件的，现在一起联网则是“合为贵”，再一个就是《钟山》相对于其他刊物，其竞争力应该更强，现在愿意和兄弟刊物联手，也是一种胸怀和气度。

领导的支持，为联网工作的展开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联络了《大家》的李巍、《作家》的宗仁发，他们二位听说这个创意之后，也乐意一起联网，这样就有了文学刊物东南西北的联网，南京位于东南，贵州位于正南，云南位于西南，吉林位于东北。形成了南北合作、东西联合的一个文学期刊的共同体。在刊名中，两家带“山”，《钟山》《山花》，两家带“家”，《大家》《作家》。我们曾经开玩笑说，这是“家山联盟”。

联网的创意虽好，但落实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四个刊物之间并没有行政隶属关系，相互的合作完全靠默契和自觉。何锐是对联网最热心的，他提出由《山花》做东，召开联网的第一次联席会议。“联网四重奏”第一次正式启动会议于一九九五年三月在贵阳花溪召开。会议由何士光主持，我在会上做了“联网的意义和可能”的发言，会议确定了联网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操作程序，并采用轮流做东的方式来召开年会，依次顺序是《山花》《大家》《钟山》《作家》，我作为总联络员负责刊物之间的协调，因为这三个刊物的主编都是我的熟人和朋友。山东作协的《作家报》也主动联系我们，为联网的作家发表评论，用他们的话说，是伴奏。而在“联网四重奏”中做工作最多的是何锐，他热心、专注、大度，为联网工作的顺利展开起了关键的润滑作用。

“联网四重奏”的名称也是何锐逼出来的，当时我们称之为文学联网，或者叫文学期刊联网，但显得过于宽泛而不精确，那天夜里，何锐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能不能起一个比文学联网更好的名字？你是命名的高手啊！我之前也觉得这个名字有些空洞，但没有人提出异议，我也觉得这名字将就用吧，因为联网本身在当时就是一个新词，文学联网更是前所未有的，但作为一个刊物的栏目其实是有局限的，何锐打电话给我时，我正在阅读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便脱口而出：联网四重奏。何锐这一次没有说“可以”，而是连连说：妙，妙，太妙了！

其实当时互联网还没有进入中国，我们使用的“联网”一词，只是听说有互联网这个玩意儿，但没见过什么模样，只是隐隐觉得它对信息的积攒、放大、增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时文学期刊处于信息传播的冷角落，单个的文学刊物的影响力已经不足以对抗日益兴起的大众传媒，一个作家的成长又离不开文学期刊的助推和扩散，而一个作家的定型则需要一定数量的作品来完成，但这些作品如果分散在不同时段、不同刊物来展示，与集中展示、高密度的集成效果是不一样的。“联网四重奏”就是把原先的线状信息处理成块状信息，让人们过滤信息时，在记忆的筛子上留住，或多停留一阵。人们在同一时间读到同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会加深对这个作家的印象，强化对其作品艺术风格的理解，从而“记住”这个作家，“被记住”在一个信息爆炸的大众传媒的时代，文学期刊努力的目的也就实现了。

记得当时“联网四重奏”第三届年会的口号叫“为跨世纪文学新人鼓与呼”，当年在“联网四重奏”展示身手的作家邱华栋、东西、鲁羊、朱文、徐坤、丁天、李冯等已经成为文坛的重要力量，而之后将联网扩展到青年评论家的举措，也推出了吴义勤、施战军等一批评论家翘楚。

何锐将《山花》带到了全国文学期刊的前沿，“联网四重奏”是一个巨大的催化剂，因为当时《钟山》和《作家》已经是文学期刊的名牌，而《大家》于一九九四年以“黑马”姿态爆冷文坛之后，也有一定的知名度。“联网四重奏”经过几年的努力，《山花》不仅团结了一大批作家，还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评论家，这让一个刊物如鸟之双翼，腾飞起来。

何锐，本名何顺安，重庆万州人，一九四八年出生，二〇一九年三月病逝。

再聊李巍

李巍的一位同事告诉我，李巍八十岁了，我心里一愣，有这么大吗？再想想，也是，他退休二十年了，应该八十岁了。十年前，他还有短暂的复出，重新出山担任《大家》的主编，之后又销声匿迹。

《大家》复刊，创刊者之一李巍复出担任主编

李巍重新出山不久，就带着原《大家》编辑部的项万和来到北京，第一时间找到我。我在《小说选刊》编辑部接待了他们。他这是找熟悉的路径，因为当初《大家》从创刊到走红，他一直在和我合作，《大家》的创刊号印着“特邀策划王干”的名字。这一次复出，理所当然地第一站就找到我，用他的话说，我是他的幸运之神。不过这一次，我冷冷地回绝了他。我说：“时过境迁了，现在的文学刊物生存的土壤和当年不一样了，而且《大家》已经是一个‘死’了的刊物，哪有那么容易复活啊！我建议你也不要再当主编了，时空在变，一个人不可能踩入同一条河流，我们《小说选刊》那么大的品牌，也是惨淡经营，《大家》要再现辉煌，几乎不可能。”

李巍眼巴巴地说：“那怎么办？我已经都接受了。”

我说：“早点请辞，还可以落个好名声，要不一年后会很惨。”

李巍张大眼睛，吃惊地问：“为什么？”

我说：“很简单，一年办不好，当然下课，换人。办好了，也不能让你七十岁的老人再超期服役。”

李巍垂下了头。

我说话很直爽，和李巍更是不客套。

李巍的复出源自莫言二〇一二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当时《大家》的口号就是打造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当时程志方社长在新刊发布会上发出这个豪言壮语的时候，京城的记者都在窃窃私语，那表情是可以想象的。

《大家》年复刊

一九九五年一月，“大家·红河文学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颁奖，莫言获得了十万元大奖。这十万元大奖在全国是第一次，也是最大的奖。当时鲁迅文学奖只有五百元，茅盾文学奖也只有五千元，《大家》的举动，备受媒体和文学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