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特派员方涵

原创

思想潮

如果人口分布是天定的，那么人口流动便是历史的发动机。

——萨缪尔·亨廷顿

年初热播的国产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简称《知否》），年底登陆日韩再掀海外收视狂潮。

《知否》上线日本电视台的海报

不得不感叹《知否》制作考究，精准还原了诸多历史细节。

剧情的后半段，男主顾廷烨立下战功，封官拜将，皇帝在都城汴京赏了他一套府邸：澄园。

顾廷烨倾注心血将它绿化修葺，到访的宾客对它赞不绝口，往后故事的主要场景也转移到澄园内。

男主带好友参观澄园

以现代眼光看，这样一座“繁华核心地段+宁静绿林深处”于一体的宅院，不就是稳居人生巅峰的保险单嘛。

且慢！观众们欣羡澄园之余，是否留意过它的来历？

剧中有一幕，借男主之口交代了澄园的周转历程：

原先的房主高官卸任→政府收回住宅→择机配发给新入京的官员

男主向女主介绍澄园的来历

可见，澄园的历代房主并无永久产权，仅限任期内使用。而他们退休还乡的做法，令都市情结深重的当代人感到陌生，甚至不可思议。

《知否》名为架空历史剧，但大背景架设在北宋无疑，更确切的说，是在仁宗、英宗的交替时期。

澄园的老房主那样，在任职的一线城市功成名就，却回乡养老的逆向操作，北宋年间的确是常态。

这是怎么回事呢？

《知否》中两位皇帝原型的历史画像

01汴京城的盛世隐忧

当我们把镜头从澄园中的厅堂连廊，垂直拉升至百丈高空，定会被恢弘的鸟瞰图震撼——汴京，一座人口超过百万的大都会。

汴京活跃的经济文化生活在《知否》中被充分展现：酒楼茶坊、瓦舍勾栏，鳞次栉比；行人客商、脚夫马车，拥挤于道。与北宋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一般无二。

透过《清明上河图》的描摹，我们同样能感受到汴京那扑面而来的市井气息

按现在的城市分级概念，一千年前的汴京绝对是世界级一线城市。

宋代的政策环境开明而包容，护工商，重契约，财富和人口流转频繁，孕育了空前发达的城市文明。

汴京之外，还有在《知否》中频频提到的扬州、许州等一众二线城市——宋代十万级人口的城市，由唐代的10余座增加到近50座，其规模令同时代的伦敦、巴黎、威尼斯等欧洲名城望尘莫及。

然而，一派繁盛景象的背后，是人口稠密和资源过度集中带来的供养压力和治理难度。

“通都大邑,不耕而食者十居七八”。《清明上河图》提供了有力证据：运粮船首尾相接，汴河的漕运能力趋于饱和。

城墙限制了城区向外摊大，土地供应缺乏弹性，催生了房地产的高峰，“汴漂”们叫苦喋喋；“违章建筑”层出不穷，侵占街道，开封府既要“规划商圈”，又要“拆迁改造”，忙得焦头烂额。

宋都汴京（东京）比唐都长安的城市规划先进了许多，从用地功能、道路铺设乃至水系景观都做了周到的安排，但也承受不住人口的无限涌入

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城市承载力总是有极限的。但另一方面，大都市的魅力如强劲的磁石，吸引着垄亩间无数双憧憬的眼睛。涌入城内谋取生计的人口源源不断，开封府外围却日渐人烟稀少。

“城市病”和“空心村”问题，自古皆然。

朝堂之上早有警觉，宋哲宗的殿中御史对协调城乡关系做过一番总结：

城郭、乡村交相生养……乡村力有余,则百货无所乏。

乡村是人口大国的安身立命之源，是支撑城市产业的“定海神针”，自古亦然。

《清明上河图》包罗了汴京郊野的屋舍和麦田

02官民一体分摊城乡区域失衡的风险

共识形成后，该如何疏解城市人口，实现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呢？

首先，要明确人口疏解的重点群体。

不同于如今许多城市，一味追求人口层次和产业结构的高端化，而限制低技能从业者落户，宋代对百姓迁徙管控得相当宽松，移居一年便可获得当地户籍，京城也不例外。

《知否》中出现的人物形形色色，虽说是王公贵族的故事，但也不乏镜头一带而过的斗升小民，比如城里送炭火的脚夫、作坊里的工匠、街边摆摊的商贩、大户人家的佣人……他们的文化不高，从事着底层工作，套用当前流行的论调，大概属于要被驱离的“低duan人口”。

观念超前的宋代城市敞开大门接纳了他们，或许当时已经明白：集聚产生效率，效率源于分工，城市的健康运转离不开从业群体的高低搭配、协作互补。

一个城市的活力恰恰体现在它丰富的低duan服务业，正是所谓的“低duan人口”通过辛勤劳作托起了城市繁荣的底盘，把他们拒之门外，势必推高所有人的生活成本，《知否》中所展示的雅致生活，将无从维系。

相比而言，放任赋闲玩乐的官宦子弟越聚越多，则不可避免地耗用与其贡献不相匹配的城市福利，激化公共资源紧张的局面。那些身处高阶，却不事生产的寄生群体，才属于人口结构中需要被挤掉的“水分”。

在调控所侧重的年龄段上，古代也与今天的思路不同。近两年各地如火如荼的“抢人大战”，出台的政策多针对年轻人；专家和媒体谈及人口流动时，也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