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哪里痤疮医院好 http://m.39.net/disease/a_9306243.html
　　　　　　　　　　　　　　　　　　　　　　　　　　　　

再论区域国别研究

任晓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已经受到很大的重视，正在迅速发展之中，但有不少问题需要厘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地区研究（即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蓬勃发展，这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可资比较的对象。地区研究经过此后二三十年的发展和沉淀，制度化为美国各大学（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有关智库）内的体制性架构，研究成果极为丰硕。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现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繁荣将会在21世纪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但也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区域国别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同社会科学学科性研究相脱离的，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区域国别研究的意义除了可以深入理解一国或某个地区外，还在于有可能从中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观点或学说，格尔茨的文化理论和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理论等均为显例。基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丰富性，尤其是中国过往40年的发展经验，在中国研究中同样孕育着产生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的可能性。

区域国别；国际研究；美国《国防教育法》；社会科学理论

本文所谓“再论”，是因为笔者此前已有一篇论文探讨地区研究（areastudies）即区域国别研究及其意义，该文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本文是在前一篇论文之后的再探讨。

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已经引起了很大的重视。与之相关，也存在不少含混不清的问题需要厘清。例如，区域国别研究的作用是什么？它与社会科学各学科是何关系？二者间如何才能相互促进？区域国别研究是否可能具有理论意义？这些问题都有必要加以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地区研究在美国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参照系。通过对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及其与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关系的分析，结合中国的实际，本文试图回答这里提到的部分问题。在本文中，“地区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的含义是相同的，可以互换。

一、中国的“正-反-合”

一国看世界的广度是跟它所处的国际地位直接相关的。假如一国弱小，利益所涉领域也不大，眼光会局限于较为狭窄的范围，对外部世界的研究也会只限于“一亩三分地”。反之，一国若是强盛，触角必然伸展很广，利益不断扩展至整个世界，它对世界的研究相应地也会十分广泛。至于是否“深入”以及“深入”到什么程度，则可另当别论。因此，小国、中等强国和大国对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开展研究的大体情形也各有不同。这里所说的小国或大国，并非就其面积而是就其国力而论的。加拿大国土面积广大，居世界第二位，但就其国力而论，只能算作中等强国。澳大利亚亦然。反之，地中海东岸的以色列虽然国土面积狭小，然就其国力而论却是地区大国。

中国广土众民，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国度。自近代以来的多年间，中国却积贫积弱，遭受列强欺凌甚至侵略，多数时候仅能自保。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尽管终于“睁眼看世界”了，但局限甚多。在这方面，学者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洋洋大观，反映了近代中国外交官、学人游历世界后的所见所思，是时人对世界的认识。民国时期，中国人认识世界各国取得不少成绩，但国家屡受外敌侵凌，又受内战的干扰甚至摧残，对世界的研究亦不可能不受影响。

年后，中国先是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后又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交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面临着恶劣的外部环境，整个国家很大程度上处于闭锁状态，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此期间，中国设立的研究外国的机构，综合类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年成立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年成立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即现在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这一时期的一道亮色是以年中央外事小组呈递《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并经高层批准为契机，中国有系统地建立了一系列地区国别研究机构并开展工作，可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第一波”。

在第一波发展中，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三校于１９６４年建立了国际政治系，并在地域研究对象上形成分工：北京大学侧重亚非，设立了亚非研究所；复旦大学侧重欧美，设立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则侧重苏联东欧，设立了苏联东欧研究所。同年，复旦大学还设立了拉丁美洲研究室。

此外，一般是在沿边省份设立对与之相邻国家或地区开展研究的机构。厦门大学早在年就成立了南洋研究所，是新中国成立时间最早的东南亚研究机构。年暨南大学正式成立东南亚研究所（后停办又于年恢复），年5月辽宁大学成立了日本研究所，年吉林大学成立了日本问题研究室和朝鲜问题研究室等。地区国别研究机构一时蔚为大观。自上而下做出决定和采取措施雷厉风行，伴之以相应的人、财、物配置，各个机构很快便建立了起来。

可惜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暴风骤雨般地袭来，产生了全局性影响。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受到严重摧残，地区国别研究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的春天”，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亦然。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展开，地区国别研究在中国获得了新生命，开始逐渐繁荣。改革年代，中国的地区国别研究出现了两次跃升，成为中国地区国别研究的第二波和第三波。

第二波发展出现于20世纪最后20年，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成立了8个国际问题研究所，除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是综合性机构之外，其他7个均为地区国别研究机构，包括：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现为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西欧研究所（现为欧洲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日本研究所和美国研究所。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宦乡在此过程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其中，苏联东欧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和西亚非洲研究所是在年由中联部成建制地划归转隶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包括当时已有的科研和行政人员人、经中央批准的编制名额人以及科研设施、图书资料等。8个国际问题研究所很快就成为国内各自领域首屈一指的地区国别研究机构，其所创办的学术刊物也大多成为相关领域最有影响的期刊。

多所大学也逐渐建立起为数众多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如复旦大学成立了实体性的美国研究中心（年）、日本研究中心（年）、韩国研究中心（年）等。在当时资金短缺的条件下，美国的福特基金会（theFordFoundation）、日本的国际交流基金（theJapanFoundation）和韩国的国际交流财团（theKoreaFoundation）在一定程度上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分别发展美国研究、日本研究和韩国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波发展出现于21世纪以来，主要是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教育部）驱动的。其中又可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20多年后，国家经济实力有了明显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环境也相应得到改善，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加大投入的资金条件。这一阶段的标志是自年始，教育部在力量相对较强、条件相对较好的全国66所高校相继设立了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科研院所）。教育部设立的这些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按照“一流”和“唯一”的标准进行建设。所谓“一流”，就是要求在某所大学建立的重点研究基地在其确定的研究领域应该是全国一流的，或者至少在全国高校同一研究领域是一流的，并且经过若干年的建设，有望在全国同一研究领域达到一流。所谓“唯一”，就是在同一领域、同一研究方向上只设一个重点研究基地，要求建立的重点研究基地切实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中心，在繁荣和发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明显地居于领先地位。

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设立了9个这样的基地，包括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基础上设立了东南亚研究基地、在吉林大学设立了东北亚研究基地，它们各有各的地域关联和地域优势。在上海，复旦大学成立了美国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设立了俄罗斯研究基地，上海外国语大学设立了中东研究基地。其他基地还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研究中心以及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

此后又继之以“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建设。设立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基地的意图，是在“工程”一期、“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重大攻关项目的基础上，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创新能力进行进一步整合、凝练和提升，目的是以“新型科研组织形式”实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优化配置、汇集优秀拔尖人才、形成创新团队、体现学科交叉特征。在实践中，超过一半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为后来启动“９８５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台的核心和支撑。

如果说第三波发展第一阶段的特点是有重点地扶植若干在某一方面基础较好的大学进行地区国别研究建设的话，那么第二阶段发展的特点就是范围上的“全覆盖”了，即在对象上覆盖全世界所有的地区国别。年，教育部推出“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项目，并于年印发了《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在教育部于年设立的12个国别研究培育基地的带动下，中国多所大学都加大了对区域和国别研究的重视程度，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年年初教育部又下发有关通知，称国别与区域研究对于服务国家和外交大局、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截至年6月，获得教育部批准立项建设的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共37个，其中区域研究基地23个，国别研究基地14个。最终目标是全面覆盖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此时，中国的国力已连续登上新台阶，海外利益不断扩展至全世界。随着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中国已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占全球的比重由10.3％提高到13.7％，进口额比重由9.1％提高到10.1％；服务贸易出口额的比重由3.9％提高到5.9％，进口额的比重由4.8％提高到9.9％。对外投资也增长迅速，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仅为9亿美元，占全球比重还不足0.1％，年占比提高到4.9％，年则进一步升至8.7％。中国公民进出国境的人次连年攀升。在此形势下，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至少可分为三种情况：（１）中国游客在国外旅行过程中遇险，中国工人或工程师在国外遇险或遇害；（２）当事国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国内动乱或战乱，需要紧急撤离在该国的中国公民；（３）中国对外投资遭遇重大挫折，从而凸显了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如国际制裁涉及对伊朗投资、缅甸密松电站项目突遭中止、利比亚动乱、委内瑞拉铁路项目半途而废导致资金难以收回等）。所有这些无不前所未有地要求中国相关方面必须掌握和熟悉各国的政治经济及其他方面情况，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正是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和要实现的目标。随着巨大需求的出现和中国融入世界的加深，区域国别研究正展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

二、从战前到战后

就21世纪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而言，可与之进行比较的合适对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区域国别研究。这一历程值得我们进行仔细的考察分析。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最初大多是由传教士进行的。传教士们无不怀抱理想，为传播基督的“福音”而来到前人罕至的国家或处所。他们长时间地在某一国家生活传教，因而也掌握了该国的语言，较深入地了解了该国的社会、文化、民族性格等。他们对相关国家的撰述成为相当一个时期区域研究的代表性作品。

以美国传教士所进行的对华研究为例。19世纪上半叶，一名美国传教士兼印刷商威尔斯威廉姆斯（WellsWilliams）撰写了一本全面介绍中国的被认为非常有参考价值的书——《中国——中华帝国及臣民的地理、政治、教育、社会生活和宗教》，全书分上下两卷于年出版。年又出版了增订本，副标题改为“中华帝国及臣民的地理、政治、文学、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这部广为流传的著作是对华区域研究的开山之作，它强调必须把一种不同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从各个角度展开研究。在描绘中国时，语言、历史、社会和文化不能相分隔。这种综合研究后被称为汉学（sinology）。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崛起为世界大国。出席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团已经包括了一些学术专家，他们勤勉工作，为美国代表团准备背景材料。然而，这些学有专长的人士是从很有限的储备中选出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虽已是一个大国，却仍无意“过多”地介入世界事务，国会参议院否决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重大动议，孤立主义仍然盛行。这一时期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开展的研究大致上局限于欧洲研究，掌握并能运用其他地区的语言如汉语、日语、阿拉伯语、突厥语的学者人数很少，且大多出自海外的传教或教育机构，而非出自美国本土的各所大学。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等诸地区既非美国在政治上的兴趣所在，也非其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