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局势动荡，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特殊年代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而这些风流人物中，江浙人才辈出，他们或是在政治领域独当一面，或是在文化领域摒旧扬新。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肩负起中华何所在的历史使命。

周作人，作为鲁迅的弟弟，同样有着出色的成就，虽然在抗战期间，他的亲日行为使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但他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双重身份却毋庸置疑。

在新文化运动中，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一同成为这场运动中的旗帜性人物，并成为“五四”文坛的主将。他将“新文化”与“新思想”相融合，最大限度用文字发挥思想之力，倡导“人的文学”，将思想、文学、政治三个维度实现最终的平衡。他创作的散文小品，形成了一种“平和”、“冲淡”的风格。读之，在平淡间又充斥着趣味，如同隔着一层薄纱般的朦胧。

郁达夫曾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我平时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为最所溺爱。一经开选，如窃贼入了阿拉伯的宝库，东张西望，简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断。”

六月拍品

周作人致郑子瑜有关出版《知堂回想录》的信札

年5月2日信笺一通一页（带亲笔实寄封）

六十年代的周作人，已步入人生的晚年时期，由于家人生病等缘故，即使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他的稿费提升到每月元，周作人的生活依然困顿。而年前后，国内出现散文的短暂繁荣时期，出现了一批“诗化”风格的抒情散文和“杂感式”杂文，加之国内形势的变化，对周作人的批评之声越演越烈，能给他发表散文的空间则更加稀少。这加剧了周作人的经济负担，同时国内物资极其缺乏，他开始向香港和国外的友人求助寻得物资和出版的支持。

周作人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他喜欢把他每天所做的事情不厌其烦地记录下来，友人的资助也被他一笔笔地写在日记当中，如(年11月16日)“郑子瑜寄砂糖十磅,猪油一罐”。并且通过曹聚仁等友人的关系，周作人的散文小品在香港“复活”。

《知堂回想录》初版《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晚年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从年12月10日写《缘起》，至年11月30日作《后记》，周作人于两年间完成了这部“自传”。如同年整理好的《草叶集》一般，《知堂回想录》这部作品最终也没有在国内出版，而由新加坡《南洋商报》以连载的方式完整首发。晚年的周作人，因形势骤变，在写作上愈显沉默，可见生活之寂寞。

历史与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没有历史、没有文化的民族，是不可能成立和存在的。钱穆是史学巨擘、国学大师，更是一位教育家，抗战时期，他没有像当时众多青年一样投笔从戎，而是走上历史救国、教育救国之路。

从年的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近百年的时间内，对西方文化的膜拜愈演愈烈，“全盘西化论”的提出也就必然导致了对中国文化的否定。但对于钱穆来说惟有复兴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才可复兴中国之民族。作为一介书生，他在西南联大，以一腔救国之情，教授国史并完成《国史大纲》通史著作，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热忱。

六月拍品

钱穆致郑孝颖论《易经》信札

年年作信笺一通一页（附亲笔实寄封）

同时，钱穆从史学发力，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注重温情敬意和民族文化本位，有极深的国学造诣。除《国史大纲》外，钱穆还著有《先秦诸子系年》《国学概论》《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等诸多作品。《国学概论》初版

建国后，钱穆移居香港，筹建新亚学院，以“为将来新中国培育继起人才”。年，钱穆移居台北，入住外双溪，并将自己的住所命名为“素书楼”，以纪念自己的母亲。并在居所内完成了《朱子新学案》的撰述。在完成书稿后，钱穆便答应了好友张其昀的聘请，作为中国文华学院历史系研究所老师，每周在自己的“素书楼”的客厅里上课两小时。

正如年，钱穆告别杏坛的最后一课所说：“你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自己的文化”，在他七十五年的教育生涯和研究中，他自始至终将传统文化奉为圭臬，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重建国人对自己文化之自信。

敬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