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里当键盘“哒哒”作响
你是否会回想起电脑还未出现的时代
那时我们用信笺传情
用打字机一个个字地打下对远方的思念
而在图书馆的某个角落
你是否发现了
那些藏在时光里的老物件
试想在没有电脑的时代,图书馆员的桌面上会摆着什么呢?
上世纪20年代出版的一本《图书馆简说》中写道,笔墨信笺等普通文具外,还应有“分类参考书……岁月图章、橡皮凹凸印、书签、装订具、打字机”等。年出版的《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概况》一文中记载,当时图书馆有编目室两间,内有“办公桌九,书架十四,打字台三,大目录柜二,小目录箱二”;庋藏室即现在的典藏办公室也有两间,各有一张打字台,另外期刊储藏室内也有一张打字台。
据图书馆退休馆员回忆,八十年代初他刚入馆工作时,图书馆编目部还有好几位打字员,使用中的有中文、日文、俄文和英文多台打字机,工作人员使用的台灯也很典雅精致,深绿色的灯罩,透着古朴。
图书馆里这些老物件,几近古董。斑驳锈蚀的金属框架,磨损泛黄的字母键,都在诉说着它们的岁月。它们曾是每日工作中必须用到的物品,不会出现在档案资料里,也不存在于年鉴累册中,最多只是统计数字中的一个总括值,所以一旦退出使用,便惹了尘埃,成了杂物,落在无人问津的角落。大家渐渐便忘了它们是什么,曾经做过什么。
打字机
从年肖尔斯发明出第一台可以工业化生产的打字机起计,打字机的历史距今也只有年,但人们遗忘这一曾经风靡全世界的近代工业文明的“宠儿”,也已经有30年。图书馆里开始使用打字机,则要到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国内图书馆开始使用打字机的时间则更晚。当打字机的时代远未到来之前———人们有的是时间,干什么都慢条斯理、不慌不忙。让他们放弃钢笔墨水、毛笔墨汁,去敲打一台泛着金属冷光的打字机,像战斗一样噼噼啪啪地将手写体变成整齐划一的印刷体,一时很难接受。即使马克·吐温已经开始用第一代的雷明顿打字机写作他的自传《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海明威也在自己的书架上摆上了一台Royal打字机来写他的小说,人们仍然无法接受打字机带来的变化,例如直到19世纪90年代,私人通信时如使用打字机仍会被认为是无礼的,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使用打字机,一封打字机打的信需要职业打字员来操作,因而只适合于公文。
约20世纪20年代起,许多国家生产的各种台式和手提式机械打字机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当时常见的产品有:美国制造的Underwood,Royal,Reminton,Woodstork,Corona等;英国制造的Oliver,Imperial等;德国制造的Continental,HermesBaby等;瑞士制造的Hermes等等。当时沪上流行的最时髦的歌罗娜(Corona)便携式打字机,精致而小巧玲珑,宋庆龄等社会名流都曾使用过,现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展厅里还有一台李大钊使用过的CORONA牌英文打字机。
史密斯·歌罗娜英文打字机
△图书馆收藏的这台SmithCorona英文打字机,生产于20世纪30年代末,型号为super-speed11。当时歌罗娜公司已经与L.C.史密斯公司合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SmithCorona近乎就是打字机的同义词。
大陆牌英文打字机
△图书馆收藏的另一台20世纪30年代生产的打字机,为德国大陆集团的Continental英文打字机,据年出版的《实用英文打字术》一书记载,该品牌打字机由瑞士商人开办在上海的“长丰洋行”承销。20世纪60年代之前,国内技术能力尚无法自行生产结构复杂、零部件众多、加工精度又比较高的外文打字机,只能依赖进口。
MOCKBA俄文打字机
上图中这台有着长滚筒的俄文打字机,20世纪40年代生产于苏联,纸托架上的标识MOCKBA即俄语的“莫斯科”,机身正面的盒盖上印着C.C.C.P,是俄语“苏联”的缩写。长滚筒能够打印A3面幅的纸张,是打字机中比较特别的。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俄文书大量进入图书馆,成为当时馆藏西文书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款打字机就是专门为俄文书籍打印书片和书卡所用。
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借书片
国内图书馆开始使用打字机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从现存的纸质材料来看,至少在中央大学时期,图书馆已引进打字机作为日常办公之用。如上图来自年出版的西文期刊”POWER”上的借书片,款识部分即用打字机打印。
年出版的西文书《工业制图》所附的借书片
年出版的《南京市城南区下水道工程计划草案》所附的借书片
借书片的作用,大致相当于今天“电子图书馆”个人账户里的借阅记录,从上面两张年时制作,已被使用过的借书片,可以了解纯手工时代,图书是怎样被借还的。读者办理借阅,除了在自己的借书卡上登记,还需要取出所借图书的借书片登记姓名、时间,馆员保存借书片,当书籍归还时登记时间,放回封底副页上所贴的借书袋中。上面这两张同是年出版的图书上的借书片,一张用英文打字机打印,一张则由毛笔书写,因为中文打字机在图书馆中普遍使用,一直要到上世纪70年代。
打字机打印的书店到书清单。
不仅借还书使用的卡片使用打字机打印,馆员订购图书的公函单据,也要使用打字机,打字机的作用在当时,便是今日的办公电脑。上图的订书单据,是年国立中央大学时期图书馆采购组所留存,当时通过代理洋行或书店订购西书的往来信函及公文,多是用打字机打的。现陈列于九龙湖校区李文正图书馆5楼的特藏室。单据旁注由外国文学系范存忠先生荐购,他是当时刚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归国不久,来中央大学任教的外文系教授,后成为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是我国近代英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一代宗师。
图为范存忠先生
上图为“兄弟牌”英文打字机,来自四牌楼校区流通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型号为DELUXETR,自带可手提的外壳。这种小巧的便携式打字机,可在柜台上使用,用来补打书标等工作。
70年代巴西生产的白色“奥利维蒂”英文打字机,来自于丁家桥校区图书馆,也是在借还书出纳台上使用的。
除了采访部、流通部的工作人员使用打字机作为办公用具,图书馆里使用打字机最多的地方其实是编目部———使用打字机制作卡片目录。搜集图书诚然是图书馆最重要的工作,但是将图书分类、组织、排列,使读者能够获取,才是图书馆一直以来最基本的工作。19世纪70年代现代打字机成型后,美国的图书馆首先开始引进打字机,同时各大图书馆也逐渐开始使用卡片目录:这是两种并存的创新,也是二十世纪初图书馆管理的一大改革。自此,卡片目录成为图书馆收集、提供文献的主要方式,馆员们则专心于此有一个世纪的时间或更多。
在打字机进入图书馆之前,书目卡片是由馆员手工书写的。年东南大学图书馆的首任馆长洪有丰就他管理“孟芳图书馆”(今四牌楼校区老图书馆)的经验写道,馆员写目录,中文要用正楷,西文若不能使用打字机,也要写正楷。到了50年代,对一个馆员的要求则是这样的:“字写得好”,写书卡、写书脊标签,就能清晰迅速、匀整合用;最好还能“会打字”,这样制作的卡片才美观、好认。
图书馆有幸保留下了一本年的“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每日工作报告”,当时的馆员童世纲在某个冬日里简要记了四句话,以描述那天的工作事项,“涂写书背,登录图书,排摆目录片,监管流通”。(见下图)该工作报告收藏于九龙湖校区李文正图书馆5楼的特藏室中。
他的同事陈孚恒则用英文打字机记录了一天的工作,“检查书架卡,整理目录片,取新书并写书号,检查旧书是否缺卡”。
一本书成为某馆的馆藏,起始于订购,结束于能被读者借阅。书目就是图书馆员向读者介绍有哪些藏书可借的工具,在现代图书馆里它便是藏书检索系统。在没有电脑和网络的时代,为了方便读者找到某一本书,在图书上架之前,馆员至少需要为每一本书编写4张目录卡片,即题名目录、著者目录、分类目录和主题目录。
目录卡片
“题名目录”保证读者根据书名可以找到某本书,而对于该书的作者是否另有其他著作,则可以继续查找“著者目录”发现。“分类目录”将相关学科内容的图书集中在一起,知道一本便可以发现更多本。以前的读者,如果不想按书名、著者或者学科去找一本书,脑海里只有几个相关词时,图书馆员也为他们准备好了方法———“主题目录”卡片,为每本书抽出1-2个主题词(关键词),以红色字列在卡片最顶,卡片按主题词第一字的字母顺序排列,这便是我们现在检索时最常用到的关键字。分类、排列、获取,图书馆发展数百年,这一最基础的工作从来没有改变。我们今天每有疑问便先要问问“度娘”,殊不知搜索的基本原则,即来源于目录。
在卡片目录发展最兴盛的时期,有西方图书馆学家认为,随着图书馆收藏数量增加,“图书馆终将被其所制作的卡片目录所毁。”有一位在年还曾预言:“像生物有机体一样,表面看卡片目录生机勃勃,总有一天会消亡。”实际上这一过程是如此之迅速,50年的时间不到,电子存储就取代了纸质卡片,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卡片目录不是自我“消亡”,而是被废弃了。曾经,整齐排列在目录柜中的卡片,一张代表的便是一本书,目录柜里满满装着的就是卷帙浩繁的藏书,拥有数万张甚至更多的卡片以及一长排庞大的目录柜,曾是每一个图书馆的骄傲。在老馆员生动的回忆中,那时他们去到一家图书馆,大家都会忍不住看一看别家馆的目录柜和卡片,比一比制作质量,比一比数量,这都是值得津津乐道的事。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东大图书馆仍然在制作目录卡片,并且每一本书要做一套7张卡片,一张作为财产账留存,其他装在目录柜中供读者检索。那时,读者来馆第一件要做的事,即是根据书名或作者名,在目录柜中找到相应的卡片,抄写书名和索取号交给出纳馆员,然后坐等取书。
图中的“双鸽”打字机为当时制作中文目录卡片时使用,可以打印蜡纸,供誊写复印使用。
上图是南京工学院时期图书馆的目录柜,老款的目录柜中间有可以抽拉出来的搁板,以方便读者抄写卡片信息。
在卡片目录和电子存储替换之间出现的,就是下面的这款中英文电子打字机。馆内收藏的这款“四通(STONE)”打字机型号为MS-,带磁盘存储功能,可以保存制作好的卡片目录文档供修改和重复打印。实际上它是一台“准PC”,既能处理文字,又能直接打印,是中国人发明的介于传统机械打字机与新兴PC之间的中间产品。除了采购部单据和中央大学时期的工作报告收藏在特藏室,文中出现的打字机等其他物件现都收藏于九龙湖校区李文正图书馆5楼的阅览室中。
一台这种相当于电脑加上打印机的产品当时售价要在2万元左右。90年代初,四通打字机被图书馆纷纷采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讨论新型可存储的打字机在图书著录上应用的文章。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联想与微软合作推出“万元奔腾”版的PC,一夜之间四通打字机成为无人问津的产品,打字机的黄金时代自此结束了。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这些曾经记录见证过往年华的物品渐渐成为了老物件,默默地述说着过去的故事。
图书馆里,还藏着哪些过去的故事呢?如果你还有新发现,不如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文
田芳
摄影
武天纵杭添阎喜月
编辑
李娅琳
责编
聂茹欣
文章来源
《东南大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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