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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水系纵横的地理环境以及暖热多湿的气候特征，决定了在中国古代农作物文化体系中对东南亚农业发展影响最大、亦最为深远的当属稻作文化。以前由于学术界在亚洲栽培稻起源问题繁多，故此，在探讨东南亚稻作农业源起时，也往往把更多的目光投注在艰难地探寻其与印度文化之间的联系交流中。
近几十年来随着考古资料不断发现和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对此论产生了诸种怀疑，他们从中国境内野生稻分布范围的广阔、品质资源丰富之程度、野生稻酶谱变化、以及栽培稻考古遗址的密集和时代之久远等等方面的有力证据，确认中国尤其是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稻作起源的中心这一地位；而且学界还从亚洲各地栽培稻出土时间序列、稻语言系统的联系与差异、相关文字记述、农业神话传说等资料中进一步确证了东南亚稻作农业发展与中国稻作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
实质上由于稻作的传播是一种文化现象，故此相关东南亚稻作与中国百越稻作之间渊源关系的证据绝非仅此，而是内容相当广阔，诸如迄今为止东南亚诸多民族的农业礼仪文化中仍不乏中国古稻作文化的因素；再如与稻作农业文化相伴生的器物文化、饮食习俗等等，都可以从不同角度佐证这一点。因此，在谈及东南亚文化发展同与之相邻中国文化及南亚印度文化关系时，提出在宗教影响上当推印度文化，而在农业方面则应首推中国之说是相当有见地的和客观依据的。
中国稻作与东南亚农业的最早联系，也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我国是世界稻作农业发展中心源地，尤其是近几年来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湖南澧县彭头山稻作遗址，以及江西万年县仙人洞距今万余年水稻植硅石的相继发现，更雄辩地把我国稻作农业起源上溯到一万年以前：是生活繁衍在我国长江中下游流域及华南地区的百越各族的先民在采集野稻的过程之中，逐渐认识了其生长过程与习性，并率先开始了对野生稻的有意识驯育；
在此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伴随百越的兴起和壮大，及其活动范围逐步扩大，稻作农业影响范围也随之不断向四周拓进。从稻作农业遗址分布及时间序列变化可以较为清晰地映证这一点。到新石器晚期，这种以植稻为中心并具有相同特征的文化，已经较普遍地分布于我国南方各处，而且以这一历史时期民族迁徙和民族文化交流为背景，稻作文化也渐渐渗透入东南亚地区，甚至南洋各岛屿也开始出现了水稻的种植。如从越南红河三洲及老挝、缅甸等几处较早的稻作农业遗址来看，其时段即在新石器晚期距今年左右。
如果说中国稻作最早传入东南亚始之于新石器晚期，那么其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则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尤其是在战国秦汉时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从东南亚的生态环境同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探讨表明，农业的起源和最初发展同生态环境之间存在一个甚为微妙的关系，即农业最早的源起地的自然环境并不是非常优裕，而是在一定的生存压力下，即简单的渔猎釆集并不能满足生活基本需求时，先民们才更具有寻求新食物来源的强烈欲望，可见生态环境在农业起源过程中的显著位置；不仅如此，在农业发展之初，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同样也是影响农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南北水旱农业技术体系之间早期差异的形成就是解释其一个很好的注脚。
对于东南亚而言，地处热带、亚热带气候区域，雨量充沛，气侯以湿热为特征，其一方面为水稻种植创造了客观便利条件，但与之同时也是制约农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气候条件下，热带和亚热带森林发展迅速，所以在几千年前的东南亚，广大面积都为茂密森林所覆盖，再加之面积广阔、资源丰富的各种水域的存在，可以说为东南亚先民们提供了丰裕的食物来源，采集渔猎经济很容易维持整个社会的运行；就是对一些农业部落而言，农业生产的不足也很容易从渔猎经济中得到补偿，从而感受不到改进生产力的压力。
这一点既是引起东南亚稻作农业技术长期停滞的原因，也是整个东南亚农业发展滞后的共同因素之一。东南亚稻作农业发展之初的情况莫不如此。
其二，从水稻的植物性征来看，其对周围生产环境的适应能力相当敏感，因此它的栽培也需要较高的技术来保障；但是在水稻栽培发展的早期，人们更多地是凭藉各种自然力量，或“象耕鸟耘”，或“火耕水耨”。在这种简陋的技术条件，势必难以调和稻作发展与东南亚自然环境诸多不利因素之间的矛盾，如森林茂密与农田大面积辟殖间的矛盾、水资源的分布不均及其趋利避害问题、大面积的红壤与改土肥壤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在很大程度土影响了稻作农业在东南亚的发展。这种情况在整个稻作农业发展早期是具有代表性的。从东南亚早期稻作遣址分布和发掘内容来看，这一特征也是相当显著的。
总而言之，虽然说稻作农业在远古时代就已开始岀现于东南亚各地，但由于种种因素之制约,其发展相当缓慢，不仅规模小，分布零星，而且其技术水平仍未脱离原始农业的诸种特色而相当滞后。
东南亚稻作农业的突破发展
东南亚稻作农业作为中国稻作农业文化的一个衍生体，其发展、尤其是早期的发展往往受到母体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故此，如果说稻作农业的最早传入东南亚是在新石器时代，那么其在东南亚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则始之于战国秦汉时期，是以对中国传统农业科技文化的汲取与发展为基本动力的。
众所周知，一种文化的传播，是必须以一定的条件为基础的，其中最基本的就是该文化必须发展到程度、达到一定的水平，这才会真正具有产生影响和辐射的“势”与“力”，即远播的能力与条件；而且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与一定的时代文化发展的大背景相适应的。考诸于中国稻作农业文化发展传播的历史轨迹，即是如此，具有较为明显的时段性。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甚早，甚至可以远溯到一万年以前，但由于种种原因以及其复杂的技术需求，其发展相当缓慢，整体水平长期滞后于北方的旱作农业发展，甚至在汉初，仍然保持着诸种原始的色彩。
江南稻作技术的突破发展发生在战国秦汉时期，是伴随着铁器牛耕在江南的普及推广而逐渐深入的。经过秦汉时代长期不懈之努力，铁器牛耕在江南之地渐为普遍。从现代考古发掘来看，江南、华南、西南各地都曾相继出土过秦汉时期的铁器，在广东、四川、云南等地还发现了内容反映牛耕用于稻作的陶质水田模型。铁器牛耕的推广无疑给江南稻作农业发展注入新鲜的活力。再次，伴随着北方旱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和南北农业科技文经交流的密切频繁，南方稻作农业也逐渐趋向于集约化经营，带有精耕细作的诸种特色。
总而言之，就稻作农业文化本身而言，是从秦汉时代始有了较大的突破，其工具的改进、技术的更新、农业区域之拓展、经营管理方式的演替、农田水利技术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环境的改善等等，亦大都自此始。所有这些，为南方稻作农业技术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南方稻作农业的发展和耕作技术的迈进，使得稻作农业文化自身具有了更为丰富内涵和更为强劲的张力。同时，稻作文化的传播也不仅仅是以稻作技术的发展为孤立条件的，也需要其它相应的客观条件，而秦汉时期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形成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声势威名和吸引力、全国经济繁荣发展所奠定的物质基础，陆海路交通发展所创造的便利条件等等，无疑又在不同层面上为这种远播提供了诸种条件。
因此，就稻作农业文化传播的历史轨迹来看，虽然早在远古时代即对周边地区有所影响，但其力度、范围都极为有限，而真正意义上具有远播能力则应自秦汉始，其对东南亚农业发展的影响，也是如此。再之，从稻作作农业影响传播之历史看，也是自秦汉始其脉络才渐为明晰，这一线索亦可视之为佐证。
秦汉农业技术体系中对东南亚稻作农业发展影响最为深刻的当属金属农具和牛耕的普及推广。随着战国秦汉时期金属农具及牛耕的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铁器牛耕也逐渐进入南方稻作农业技术体系；此后，以中国和东南亚民族交往经济文化联系的进一步密切频繁为背景，金属农具和牛耕的使用也逐渐渗入了东南亚地区。由于中南半岛北端同中国之间的便利地理条件和紧密的政治文化联系，这一技术体系首先在这一地区生根发芽。
尤其越南中北部地区，成为向周边地区逐渐辐射渗透的又一中心。从中南半岛农业遗址的考古发掘来看，自我国三代始，这里所使用的农具己逐渐开始由磨制石器为主向金属器具过渡。到春秋战国时代，其农具则主要成为青铜类农具，如越南东山文化遗址和柬埔寨遗址中都曾出土了数量繁多、种类丰富的青铜农具，而且其中还夹杂少量的铁制农具。进入秦汉以来，由于秦汉政权在这一地区设郡置县，推进封建的统治秩序和生产关系，以及大批中原人的南迁“与越杂处”，中国先进的铁制农具和生产技术也随之得到较普遍的推广。
如西汉初，赵佗主南越期间，承秦开发之势，执重农之策不弃，积极引进推广中原的铁制农具和先进生产技术。据《汉书两粤传》载，汉初吕后为了限制南越赵佗势力之膨胀，曾下令关闭与其贸易的关市，“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致使赵佗情急之下发兵攻打长沙郡数县，足见其对与汉互市交往、特别是对中原铁器的重视程度。正是由于南越的这种不懈努力，铁器牛耕也波及到了其境内的越南中部广大地区。从同一时期的越南农业遗址来看，铁器的种类和数量渐至增多，而且还发现了大量驯化的公牛、奶牛和水牛的遗骸。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岀了中国先进农具和技术推广情况。西汉中期恢复了对岭南地区的直接统治，并在南越辖区基础上扩大了其在中南半岛的势力范围，除交趾、九真、日南已基本囊括越南全境外，西南地区西昌郡的辖区也包括了缅甸的部分地区。两汉政权在这些地区推广铁器牛耕的活动也逐渐系统化，如东汉立国初，锡光为交趾太守，任延为九真太守，即以在这里教民耕种和传播先进文化而见著于史册，“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尊之礼仪”，“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
秦汉时期铁器牛耕在东南亚的推广，提高了当地人民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对稻作农业区域性的拓展和农业技术的提高无疑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另外，在东南亚各地农业遗址中除金属农具外，还有较为大量的竹木农具的出土，其器形与金属农具颇为相似,可视为当地人民在汲取中国农具制作技术基础上，根据本地资源的一种创造。据文献记载，东南亚盛产的一种竹，坚劲如铁，其往往可用以制作田器和武器，与南洋诸岛虽远阻重洋，但从种种历史迹象看，似乎在这一方面对其产生影响也不晚于秦汉时期。
除铁器牛耕对东南亚稻作农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之外，中国传统的稻作技术体系中的农田水利技术、施肥改壤及稻作栽培技术，以及耕作制度等等，亦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其在纵深层上的迈进。由于稻作对水热的依赖，我南方民族在长期劳作的过程中，逐渐累积和总结出了较为先进的灌溉技术，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巳形成了相当完善的稻田灌溉系统，“稻人掌稼下地，以潴畜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洽泻水”，而且这类灌溉系统往往与人工陂塘工程相联系。
秦汉时期，随着人们对农田水利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国家一统后所提供的人力、物力基础，南方的农田水利技术又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一大批水利工程。东南亚地区河流密布，水域面积广阔，农田水利的滞后往往是制约稻作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学习和引进较为先进的农田灌溉技术显得尤为重要。从中南半岛北部的农田遗址发掘来看，即有类似陂塘的水利工程出现。
史载中相关于秦汉政府在所统治的东南亚局部地区大力推广农田水利技术的记载亦较为丰富，如东汉平定征侧、征贰叛乱时，在交趾一带就修治不少的水利工程，马援行军所过，每到一地，"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沿海一带居民常遭海潮之患，“马援凿通九真山，又积石为堆以遏海波，由是不复涨海疽”；“古郎究浦内漕口，马援所漕水，东南曲屈通郎湖。”这一系列渠道的开凿，不仅为方便交通计，也有农业灌溉之利。
另外，从南越国境内井灌技术发展推广的记载来推断，可能凿井技术也在这一时期传入了东南亚一带。农田水利技术传播和水利工程的兴建，极大程度地改善了东南亚地区的农业发展条件与景观。
再如栽培技术和耕作制度方面的交流影响。如我们前文所述，秦汉时期“火耕水耨”是南方稻作最常见一种耕作方式，其虽然还属一种较为粗放的经营方式，但相较于原始的水田耕作方式，则已经带有若干进步的因素：利用草莱的灰烬作为天然肥然；进行中耕除草；以初具农田排灌设施为前提，等等。除此以外，它更是适应了南方地广人稀、气候暖温、水源丰富的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特征，即所谓“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大田之利”者也。
因此，火耕水耨具有较为顽强的生命力，不仅时代久远，而且影响范围颇为广阔。从考古学和民族学材料两个方面来分析，其在东南亚也是相当的盛行；不仅如此，在“火耕水耨”的基础之上，汉代稻作栽培技术上的新突破似乎也在东南亚局部地区有所反映。如广东佛山澜石东汉墓中发现的陶水田模型，较为系统地展现了稻田耕田、犁地、插秧、收割、脱粒的全过程，这就可以说明至少在东汉时期，犁耕技术、水稻移栽技术、施肥改土技术和一年两熟制都已在这一地区出现；
而据文献记载的线索推测，秦汉时期两广地区出现的这些先进稻作技术也已经传播至与之相毗邻的东南亚部分地区，即是对其较为确切的文字记载。实质上这些资料还可以发现秦汉水稻品种资源的丰富及其在东南亚的传播发展。
施肥改壤技术在东南亚的传播，除火耕水耨过程中所寓含的利用草木灰肥法外，有些学者认为似乎还可以从干栏式建筑文化发展中追溯到一些踪迹。干栏式屋居源于中国南方，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即有发现，其在东南亚更为普遍，其“人栖其上，牛羊犬豕畜其下”,往往兼有住人和积肥两种功效，也是一重要的肥源，等等。
总而言之，秦汉时期，伴随着南方农业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以及中国与东南亚交通往来的进一步密切，中国较为先进的稻作农业科学技术源源传入东南亚地区，深刻影响了东南农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不仅使得水稻逐渐发成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农业也开始在一些地区成为了主导性产业。
当然，由于东南亚地区地域广袤，各地区地理环境及自然资源条件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再加之接受秦汉先进农业科技文化影响程度的不同，其农业技术发展水平和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因此而存在着强烈的地域性差异：一些地区其农业发展水平基本上同中国华南相持平，如中南半岛北部地区；而另外一些地区，则较长时期的保留了一种相当原始的耕作栽培方式。也就是说，这一特点也影响了东南亚农业发展的整体水平，就其整个地区而言，其农业发展还是处在初期阶段。
